事实上，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不仅包括基本法管治权，更包括宪法管治权，宪法的空间效力决定了其整体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宪法的部分条文可以在香港直接实施，无须通过基本法转化适用。

而明确宣告规则意味着，只有当制定者在正式通过的立法文本中明定申请时限不可变动、此无异于明确排除合宪性解释余地的时候，才会有《立法法》第99条正式审查程序的适用。[19] 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1年行政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当然，如果从事理上分析，原《条例》有关直系亲属的规定十分粗率，其法律漏洞还不止旁系亲属这一处。法院最终判定本案申请人没有超过申请时限。从本文所整理的案例看，法院对《条例》文义的扭转，例如法院将火车与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条例》上的机动车。就这样，当事人所受到的伤害本因工而生，他原本可以通过工伤认定而获得社会化工伤待遇的有力保障，不过却因期限的耽误错过了申请时限，因此不能申请工伤保险，而只能费力地诉诸私法上的救济。[16] 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6]其次，我国《立法法》第99条确立的违宪审查体制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下位阶的文件，这显然蕴含了行政法规直接违反宪法的可能。[35]它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是一个由特殊个案而引发的个别问题。④(对其)信念坚定，忠诚不渝。

正面的教条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6]郝铁川：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15页。这个关系结构的内涵是什么呢？《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说，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了防止当权者滥用伤害力，要求其就职时宣誓，不论对官员还是对百姓，至少具有正面的心理作用。

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这也就是说，述行用一个自我指涉的关系，替代了言辞与事实之间的指意关系，它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推向前台。

[11]本文无意陷入伦理学的争论，宪法研究关心的国家忠诚和宪法忠诚是一种政治道德，它无疑具有排他性。誓言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叫强制性誓言。诚然，人民制宪是个理论神话，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因为主权在民。除了履行宪法律安排的活动(公民直选和公民投票)之外，它本质上主要是作为一个无组织、无定型的实体而存在。

为了维持政治体的生命，卢梭除了坚持人民必须经常出场之外，还挖空心思探寻其它的制度支持，从历史经验中借鉴了保民官制、监察官制，以及例外状态下的独裁制。在这种忠诚模式之下，宪法忠诚=国家忠诚，政党忠诚则独立于宪法忠诚。[18] 何谓道德自由？根据上段引文，道德自由包括两个方面：自己为自己立法。同时，可以不宽张地说，《解释》是至今为止最好的宪法解释，也不失为一篇关于宪法宣誓的理论佳作，故全文引述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国家忠诚从卑微的道德义务上升为道德自由，即积极自由+服从的综合情感与德性。消极意义的合宪性控制包括自制型实施、谏议式实施与强制性实施。

另外，从104条的行文逻辑来说，也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解读出宣誓是履职的条件的涵义来。奏国歌、升国旗，属于法律范围内的集体忠诚宣诺。

两个忠诚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接受效忠的都是主权者。那些被隐去的背景条件，可以归结为三重危机：第一，政治信仰危机。第二种关系是贵族与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属于人身依附关系。述行与陈述不同，并不描述一种事实的状态，而是立即产生一个事实，实现其意义。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常规状态下，中央不在港澳行使落地执法权，港澳居民没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23]处死一个主权者，或臣民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惩罚都是不义的。我们还可以演绎出更深层的涵义。

在一个现代共和国，一般来说，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其实，人民何时缺席过？人民就并立于宪法法规之旁。

11月15日法庭作出判决，裁定梁游二人的宣誓无效，两人议席悬空(HCMP2819/2016、HCAL185/2016)，并另颁禁制令禁止两人以立法会议员身份行事，亦禁止梁君彦再次为两人监誓。[55]科耶夫认为，宪法不能算是法律，因为国内公法只关心自在的国家。

这个仪式意味着人民不仅作为制宪权的所有者存在于宪法之上，接受宪定权力执掌者的效忠，并赐福于他们，而且始终以无组织、无形态的存在方式并立于宪法之旁，见证着宪法誓言的践行。类型II：少数人+多数人。这些否定性义务是底线忠诚，或可称为雷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民间最常用的诅咒是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等等。公开仪式暗示着，引诸神为证的要素被隐含地转化为引人民为证或以人民的名义起誓。

绝对君主国的主权属于君主，君主超越于法律之上，全体国民包括官僚在内都是君主的臣民，效忠于君主。该书第三章讨论忠诚誓言，第四章探讨宪法情感的内涵。

港澳居民在常规状态下在两个方面对国家承担直接的忠诚义务。换言之，Y只是X的一个可能的好结果。

根据位阶理论，否定了上位法的效力又如何论证下位法的效力呢？ 这里不准备过多纠缠这个老问题，只想指出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联性。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对国家的政治忠诚，一般组织和机构的忠诚宣誓、政党和其它政治组织的忠诚宣誓一概不在考虑之内。10月19日，立法会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安排5人重新宣誓。港澳基本法最先确立宣誓制度，就是要把基本法作为港澳的公民宗教。

和一个正直的上帝(Being)，他是所有人心的监察官，他会让所有人得到他所应得的。十四世纪法国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57]不可否认，诉讼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主动出手，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解释》)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进行立法解释起到了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重要作用。《解释》首次系统地明确了宣誓的相关规范及违背规范的后果。

[59] 香港和澳门回归时，两部基本法并没有要求其中的中国居民签署团体誓言。作为国家的精神法典，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价值共识，于是，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忠于国家。